见习记者 张欣然
面对绩效考核及激烈的同行竞争，许多卖方研究员不得不超负荷工作，而真正用于研究、写报告的时间还不到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一是做销售，把报告观点阐述给基金经理；二是做调研，与上市公司高管沟通，获取公司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卖方研究员的精力。
惨烈的竞争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把自己的观点向不同的基金公司说上好几遍。”刚到北京、深圳做完一轮路演，回到上海的某大型券商研究员李强(化名)，在电话中略显疲惫地说，“有时为了一天能多跑几家基金公司，饭都顾不上吃。”
长期以来，大部分券商研究员都和李强一样不停地在机构和上市公司之间忙碌着。就为一个分析报告，李强经历不下20场左右的路演，既要自圆其说，又要令人信服。
事实上，由于研究员分析的专业性，以及对行业的熟悉程度，机构投资者对研究员们早已有了不同层次的划分。“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不是每个基金经理都愿意听研究员阐述观点。”李强深吸一口气，“有名气的研究员会更容易一些。”他所指有名气的研究员正是头顶着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光环的少数研究员。
在许多证券公司中，市场排名同样决定着研究员的薪酬和级别。一般而言，证券公司会将研究员划分为资深、高级、中级、助理，如果研究员市场排名提高，则会被评选为中级；如果新财富评选上榜，则会被评选为资深，薪酬翻倍。
也正因如此，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排名成为了李强和大多数研究员的奋斗目标，不过“那并不容易”。
“拿到新财富奖项的研究员不一定是业内最优秀的，但一定是对研究员某一方面能力的肯定。”某业内人士称，目前很多研究员都比较年轻，对行业了解不够深入，缺乏实战经验。“研究员应该先沉下心来好好做研究。”
陈晨是南方某大型研究所的研究员，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该研究所工作，“基本每天都要加班，有时遇到一些公告点评或突发事件的评论，常常赶报告到深夜3、4点。”
陈晨说，公司对于刚刚毕业没有工作经验、缺乏市场认可度的研究员，唯一检验标准就是报告量。在他的个人绩效考核指标中，内容有十几项，包括发布公司深度价值报告、重大事件点评、重点公司持续跟踪报告、月度、季度等。如此考核强度，让他常常感到时间很不够用。
超负荷的工作量
“通常完成一份深度报告至少得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其中包括调研、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核实相关数据、整理成文，最后研究所对报告进行审核，在经过证券公司层层审核后发给基金或其他机构。”据深圳某券商研究员王凯统计，他平均一年向机构发布的报告数量大概在40份左右，而需要服务的对象则不下1500人。
“认真调研、仔细核算，研究报告呈现的内容始终是静态的，谁也不能保证事情未来的发展方向。”王凯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研究员只是普通大众中的一员，不应过度夸大研究员的作用。
“写报告只是我们工作中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精力耗费在上市公司调研、与基金公司投资经理沟通和服务客户上，这些通常被市场忽略。”一位专攻制造业股票的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略带委屈地说，“可外界却往往用这一小部分报告，给我们贴上好或坏的标签。”
这位研究员说出了资本市场中大部分卖方研究员、分析师们当下最为苦恼的事，“研究报告主要是向机构投资者提供的，需要和其他服务结合在一起看，单独的研究报告并不能完整体现研究员的价值。”
当初，券商研究所从公司内部封闭独立的部门转向做卖方研究，不仅是看中其庞大的机构投资者市场需求，同时也是券商逐利的结果。
而在这种模式下，导致了如今卖方研究员的工作状态：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做销售，把报告观点阐述给基金经理；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做调研，与上市公司高管沟通，获取公司信息；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才用于研究写报告。
在市场讨论研究报告是否靠谱时，市场或许忽略了卖方研究员在写报告外剩余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可否认，部分研报与上市公司事实存在严重偏差，但又有谁能保证百分百正确？”
